前几天，跟一位二十多和一位三十多的朋友聊天，谈起春节的礼俗，他们都表示不喜欢走亲戚。其时，我刚从老家走完亲戚回来，我多么想说，我喜欢走亲戚，enjoy走亲戚啊，但是看了看他俩手里点燃的香烟和几米开外的烟花销售点，我忍住了发起辩论的渴求。 我从小就喜欢跟亲戚们来往。我父母的弟兄姐妹多，我有一个叔叔，三个姑姑，一个舅舅，两个姨妈。再加上五服之内族亲，我的亲戚可真不少。我小时候在姥姥家养大，特别喜欢跟舅舅在一起。他是一个被毛泽东的时代耽误了终身的高材生。由于被剥夺了高考的机会，他在船厂做过临时工，回村后做过木匠，后来一直务农。我最佩服他的手艺和为人。舅舅经常教育我和他的儿女们：“看新闻联播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眼热（注：方言，羡慕的意思）江泽民，我佩服的是站在他后面的那个人–翻译。那才是靠本事吃饭的能人，也是咱老百姓可以奋斗的对象。” ...
【白板报按】父亲找人打字，发来了《姐姐》一文的完整版，比短信发来的缩略版更好看，也更让人心酸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我大姑是因为家里欠了别人的高粱，才嫁给了我大姑父，而大姑父10以内的数都不会数……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啊，一辈子。 姐姐 六十四年前的今天，我来到这个世界。生日之际，儿时对姐姐的点滴记忆不时浮现脑际。只怜初中毕业的实际水平，又没写任何东西的实践经历，更不懂得怎样写回忆录，有的，只是对姐姐真实记忆自然流露的冲动…… ...
在农村，电视里的宫廷大戏也会在现实中上演。 村支书，看上去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，但对于一千多人的村子来说，他拥有审批宅基地、代表村民对外签约、以及获得人们的普遍尊重等种种权力与好处，所以，一直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岗位。虽说村一级支部书记都乡镇党委任命的，实际操作上，乡镇对权力分配的更多地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，直到出现丑闻或纷争，才插手干预。 ...
作为一个山东人，我从小就知道饭桌不仅是一个吃吃喝喝的地方，更是一个举行仪式、交换人情、或者卸下面具、坦诚相见的地方。人们有感情无法表达，所以发明了节日，人们有语言无处可诉，所以发明了筵席。 在我的老家，饭桌上有一套严格的规矩。例如，女人不上桌。在家里请客，女人不和男人们一起入席，需要另外坐一桌。还有，父子不同席。父亲和儿子不安排在同一桌上坐席，父子一般也不在一起喝酒。以前，如果谁家父子在家里对饮，是要被外人笑话的。我们村王二伯有两个儿子，都爱喝两盅，家里没有酒具，就因陋就简，用烧红的铁丝套在坏电灯泡上，截出几个玻璃量杯一样的酒壶。恰好邻居来串门，在屋外听见父子三人在说话，大儿子说：“爹，你先喝了我这一泡。”二儿子说：“爹，你不能光喝俺哥这泡，也得喝我这一泡。”邻居纳闷，以为所说的“一泡”是尿，推门一看，原来喝的是酒。从此，传为笑谈。 ...
母亲从遥远的故乡来到我住的城市，帮我们照看儿子。自从大学毕业以来，第一次跟她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。偶尔陪她一起出去散步，听她讲起故乡发生的各种奇事，那些不被报道、湮没在风中的故事，经过她朴素的描述，变成一场场悲惨的戏剧，默默地上演，默默地落幕。 故事从我的大伯母讲起。她和大伯没有生育，从贫困的盐碱滩的一户人家领养了一个刚刚满月的女儿。乡下养孩子跟养狗养猫养猪一样，哪舍得用尿布？每一个婴儿都穿“土裤”，土裤并不是裤子，而是一个大口袋。里面装着从田野里取来的、在锅里炒过的细砂土，把婴儿往里一戳，拉屎撒尿都在里面。有一天晚上，大伯母发现女儿要拉屎，突发奇想，直接叫黄狗来舔。黄狗跳起一口，咬到婴儿的屁股上，鲜血直流。大伯母四下看看，发现大伯没在身边，就装作什么也没发生，把婴儿插回到土裤里。没有打狂犬疫苗，也没有打破伤风，甚至连伤口都没有处理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婴儿的屁股自己长好了。现在这个女儿已经出嫁，对大伯母十分孝顺。 ...
阳阳是我的侄儿，今年六岁。去年春节在家还看他满地打滚玩耍，今年十月份回老家，就看见他规规矩矩地放学，横平竖直地写作业，惊叹从顽童到学童的转变就在一瞬之间。 阳阳在的小学有一条校规，学生必须佩戴校徽。老师在课堂上说，不戴校徽不准进校门。他牢牢记住这条规定，每天晚上临睡前脱下衣服，都要摸到胸口冰冷的校徽，才放心睡去。 ...
我70年代初出生在一个农民知识分子家庭。父亲读到高中，由于毛泽东取消了高考，他的出身又是中农，被推荐无望，没几年，就结婚生下了我。那时候，高中生在社会上已经是罕见的高学历，父亲做了民办教师，边教书，边务农，每个月挣几块钱贴补家用。 我从小对文字有一种着魔的热爱。这得归功于我爷爷。爷爷参加过八路军，因为识文断字，在部队里负责记账管仓库。有一天，他的连长要从粮库里背一袋麦子回家，让我爷爷开仓放行，我爷爷死活不肯。结果被打击报复，从部队赶回了农村。若干年后，我叔跟爷爷拌嘴，还常说起这件事。叔说：“你就是死心眼，换了我，哪怕把仓库里的粮食都给连长，我也愿意。”爷爷说：“说这些用不着的干啥，要是换成现在，我也让他背呀！” ...